周裕锴

      【推荐理由】苏轼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虽然一生仕途坎坷，但思想豁达，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饱经忧患的人生挫折，不但没有毁灭他，反而成就他成为诗坛卓越的大家。希望此文能对我们现代人有所借鉴。

      苏轼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对于苏轼的文化成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苏轼在散文、诗和词各方面都是宋代的大家。除此之外，苏轼在思想上、政治上、哲学上、社会伦理学上、博物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思想的包容
      思想的包容跟苏轼从小受到的教育分不开。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历史上四川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书不光看儒家之书，其他的诸子百家、小说、杂记等都要博览，所以这里出现的司马相如、杨雄、李白等人，都跟中原地区的文人有很大不同。
      苏轼是一个非常具有好奇精神的文人，他的博物学知识很渊博。他和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二人在医学、药物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讽刺的是，他们生前敌对，而死后两人的药方被后人合编为《苏沈良方》。
      苏轼和韩愈被后人并称“韩潮苏海”，韩愈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他曾经写过《原道》，把老庄和佛教都视为异端，他认为要把其他思想都统一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下，这难免显出他思想的狭隘。苏轼就非常不同。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华。
      宋代两位文豪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是相互敌对的，但更主要的是，苏轼不喜欢王安石的文化观念。苏轼在写给张耒的书信里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即王安石，说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好使人同己”，让大家都要跟他一样。
      苏轼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说孔子门下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学生里却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文化巨人。这就是“王氏之同”造成的文化和政治的荒漠。反观苏轼，他的思想包容性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人性的尊严
      苏轼爱好玩乐，却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苏轼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为反对豪强将被杀害，他对母亲说：“我不遗憾，只是不能养老了，但弟弟可以伺候母亲您。”他母亲却对范滂说：“一方面要有美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又要享受长寿，这不可能，母亲支持你。你能够跟当今名士一同赴难，作母亲的感到荣耀。”读至此处，苏轼对母亲说：“如果我成为范滂，母亲能同意吗？”母亲程氏就对苏轼说：“如果你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历史上提到苏轼往往会说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在王安石政坛当红时，苏轼敢于写万言书，对其新法提出批判。后来王安石调他去当开封府推官，想让杂务把苏轼羁绊住，但苏轼仍坚持批评王安石为政不当之处。
      苏轼认为，我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自己，要一吐为快。这是他非常可爱的地方。照理说写《思堂记》就要写三思而后行，而他写《思堂记》的时候却说就是要“不思”才对。为什么呢？我从来不思考这个事有利还是有弊，错误的我就要反对，像本能一样根本不需要思考，遇到生死祸福就是命运，我也不会去回避它。苏轼的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自己的人格尊严并不是以践踏他人的人格而获得的，人格的尊严一定是相互的，只有有人格的人才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所以苏轼的人格对我们非常有启发。
超然的审美
      苏轼在《宝绘堂记》里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作为一个君子，我们可以把精神寄托在某件东西之上，但是我们不要过于地留意这件东西。这个“物”是对我们人生有好处的“物”。他说如果我们把精神寄托于物上面，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外物我们都可以得到快乐；尤物是非常美的东西，那么它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病。但是反过来如果是留意于物，如果你把你的心智全部都放在这件东西之上，那么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都足以造成你玩物丧志的病。
      下面讲苏轼潇洒的人生。即他超然的审美态度，是如何使他的人生过得非常潇洒的。我们在讲他潇洒人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苏轼的一生是波澜起伏的。苏轼晚年走到金山寺的时候，有给人他画了一幅画像，他在画像上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的滑铁卢，是他最倒霉失意的三个阶段，那怎么成了平生功业？其实，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恰恰成就了他文化上的成功，黄州、惠州、儋州是他在文化创造上最丰富的三个时代，也是他对人生看得最透的三个时段。
      他在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这样一些优美的作品。在惠州，苏轼的政敌很想听到苏轼抒写痛苦失意的诗文传出，但苏轼在惠州的日子过得十分愉快。于是政敌就把他贬到更远的儋州，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然而，苏轼从海南岛遇赦北归时，却写下了从苦难中超脱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智慧的观照
      苏轼内心的强大除了因为有范滂这样的儒家典范之外，还来自老庄和佛教的影响，共同形成了苏轼观察人生的独特的智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耳熟能详的诗说出了人类认识的困境。之所以不能认识真面目，就是因为当局者迷，我们在此山之中。
      还有一个人生的困境是我们怎样对待人生短暂的问题。不舍昼夜，这是儒家的看法。《赤壁赋》就倾诉了人生短暂的悲哀——当年赤壁战场上的周瑜和曹操都不存在了，何况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完全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但话锋一转，苏轼对客说起了水中的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水不断流淌，月亮不停地阴晴圆缺，天地还没有一瞬间那么长。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来看，从不变的立场去观看世界和人生，之前的短暂和消逝就完全不一样了。
      苏轼在写作时提倡一种自由的写作态度，所以他有那么丰富的思想，可以滔滔不绝地写出很多生动的比喻。苏轼提倡的文风就是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写作跟自由的心灵有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心灵受到桎梏，受到压抑，还可以写出这样自由的东西。所以，苏轼给我们最震撼的就是自由人格的力量。
      会通的艺术
      苏轼在各个方面都是大家，诗词文书画无所不通。他具备一种认识艺术，认识人生的共通眼光。我们看苏轼有三段非常有名的话，这三段有名的话在宋代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后期（宋以后）的艺术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段是“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主张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有不同的艺术趣味，共同的艺术规律。他的绘画是主张写意的画，而不是追求形式的画，如果一个人论画的时候要看画的像不像，这个人的见解就跟儿童差不多。一个艺术家要看精神意韵而不是形象本身。“赋诗必此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写诗都要给一个题目，始终围绕题目来写。如果是要从离不离题来判断一个诗人的诗写的好不好，这个人就不懂诗。苏轼就认为一个诗人可以冲破他的题目来写。苏轼在诗与画不同艺术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规律，就是“天工”，天工就是天然而形成的艺术，而“清新”就是有创新又天真的艺术。
      第二段是“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就是唐代的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有两派学者曾经争论，有一派说王维的诗哪一句中是诗中有画，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因此构成了一幅绘画。另外一派认为诗和画本来是不同的艺术，诗中不可能有画。但这些争论其实都忘记了一个事实，王维自己的诗中有没有画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察和欣赏王维作品的人何以能有此看法。不是王维自己的诗画本身具有那样的诗中有画的素质，而是苏轼从王维的诗中听出了画，从王维的画中看出了诗。我们知道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诗歌是听觉的意识，因为诗是吟诵的，而画是视觉的意识。苏轼打通了眼睛和耳朵的功能，这在佛教来看是“六根互动”，眼耳鼻舌身意，互相打通之后才能从诗中看见画，画中看见诗。
      第三段是“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从杜甫的诗中看到画的因素，从韩干的画中看到诗的因素，这句话影响很大，后来出现“有声画”、“无声诗”、“无色画”、“有形诗”等种种说法，超越媒介的界限去欣赏艺术品。
总之，会通各门艺术，在各种艺术中发现共同的规律，是苏轼的一贯思想。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古典文献学等专业博士生导师。本文刊登于“光明讲坛”第73讲。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研究室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