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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看苏轼如何潇洒人生
http://www.hooeng.com/  (2015-07-15 11:28:0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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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裕锴

      【推荐理由】苏轼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虽然一生仕途坎坷,但思想豁达,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饱经忧患的人生挫折,不但没有毁灭他,反而成就他成为诗坛卓越的大家。希望此文能对我们现代人有所借鉴。


      苏轼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对于苏轼的文化成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苏轼在散文、诗和词各方面都是宋代的大家。除此之外,苏轼在思想上、政治上、哲学上、社会伦理学上、博物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思想的包容
      思想的包容跟苏轼从小受到的教育分不开。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历史上四川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书不光看儒家之书,其他的诸子百家、小说、杂记等都要博览,所以这里出现的司马相如、杨雄、李白等人,都跟中原地区的文人有很大不同。
      苏轼是一个非常具有好奇精神的文人,他的博物学知识很渊博。他和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二人在医学、药物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讽刺的是,他们生前敌对,而死后两人的药方被后人合编为《苏沈良方》。
      苏轼和韩愈被后人并称“韩潮苏海”,韩愈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他曾经写过《原道》,把老庄和佛教都视为异端,他认为要把其他思想都统一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下,这难免显出他思想的狭隘。苏轼就非常不同。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华。
      宋代两位文豪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是相互敌对的,但更主要的是,苏轼不喜欢王安石的文化观念。苏轼在写给张耒的书信里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即王安石,说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好使人同己”,让大家都要跟他一样。
      苏轼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说孔子门下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学生里却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文化巨人。这就是“王氏之同”造成的文化和政治的荒漠。反观苏轼,他的思想包容性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人性的尊严
      苏轼爱好玩乐,却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苏轼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为反对豪强将被杀害,他对母亲说:“我不遗憾,只是不能养老了,但弟弟可以伺候母亲您。”他母亲却对范滂说:“一方面要有美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又要享受长寿,这不可能,母亲支持你。你能够跟当今名士一同赴难,作母亲的感到荣耀。”读至此处,苏轼对母亲说:“如果我成为范滂,母亲能同意吗?”母亲程氏就对苏轼说:“如果你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历史上提到苏轼往往会说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在王安石政坛当红时,苏轼敢于写万言书,对其新法提出批判。后来王安石调他去当开封府推官,想让杂务把苏轼羁绊住,但苏轼仍坚持批评王安石为政不当之处。
      苏轼认为,我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自己,要一吐为快。这是他非常可爱的地方。照理说写《思堂记》就要写三思而后行,而他写《思堂记》的时候却说就是要“不思”才对。为什么呢?我从来不思考这个事有利还是有弊,错误的我就要反对,像本能一样根本不需要思考,遇到生死祸福就是命运,我也不会去回避它。苏轼的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自己的人格尊严并不是以践踏他人的人格而获得的,人格的尊严一定是相互的,只有有人格的人才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所以苏轼的人格对我们非常有启发。
超然的审美
      苏轼在《宝绘堂记》里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作为一个君子,我们可以把精神寄托在某件东西之上,但是我们不要过于地留意这件东西。这个“物”是对我们人生有好处的“物”。他说如果我们把精神寄托于物上面,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外物我们都可以得到快乐;尤物是非常美的东西,那么它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病。但是反过来如果是留意于物,如果你把你的心智全部都放在这件东西之上,那么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都足以造成你玩物丧志的病。
      下面讲苏轼潇洒的人生。即他超然的审美态度,是如何使他的人生过得非常潇洒的。我们在讲他潇洒人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苏轼的一生是波澜起伏的。苏轼晚年走到金山寺的时候,有给人他画了一幅画像,他在画像上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的滑铁卢,是他最倒霉失意的三个阶段,那怎么成了平生功业?其实,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恰恰成就了他文化上的成功,黄州、惠州、儋州是他在文化创造上最丰富的三个时代,也是他对人生看得最透的三个时段。
      他在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这样一些优美的作品。在惠州,苏轼的政敌很想听到苏轼抒写痛苦失意的诗文传出,但苏轼在惠州的日子过得十分愉快。于是政敌就把他贬到更远的儋州,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然而,苏轼从海南岛遇赦北归时,却写下了从苦难中超脱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智慧的观照
      苏轼内心的强大除了因为有范滂这样的儒家典范之外,还来自老庄和佛教的影响,共同形成了苏轼观察人生的独特的智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耳熟能详的诗说出了人类认识的困境。之所以不能认识真面目,就是因为当局者迷,我们在此山之中。
      还有一个人生的困境是我们怎样对待人生短暂的问题。不舍昼夜,这是儒家的看法。《赤壁赋》就倾诉了人生短暂的悲哀——当年赤壁战场上的周瑜和曹操都不存在了,何况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完全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但话锋一转,苏轼对客说起了水中的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水不断流淌,月亮不停地阴晴圆缺,天地还没有一瞬间那么长。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来看,从不变的立场去观看世界和人生,之前的短暂和消逝就完全不一样了。
      苏轼在写作时提倡一种自由的写作态度,所以他有那么丰富的思想,可以滔滔不绝地写出很多生动的比喻。苏轼提倡的文风就是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写作跟自由的心灵有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心灵受到桎梏,受到压抑,还可以写出这样自由的东西。所以,苏轼给我们最震撼的就是自由人格的力量。
      会通的艺术
      苏轼在各个方面都是大家,诗词文书画无所不通。他具备一种认识艺术,认识人生的共通眼光。我们看苏轼有三段非常有名的话,这三段有名的话在宋代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后期(宋以后)的艺术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段是“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主张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有不同的艺术趣味,共同的艺术规律。他的绘画是主张写意的画,而不是追求形式的画,如果一个人论画的时候要看画的像不像,这个人的见解就跟儿童差不多。一个艺术家要看精神意韵而不是形象本身。“赋诗必此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写诗都要给一个题目,始终围绕题目来写。如果是要从离不离题来判断一个诗人的诗写的好不好,这个人就不懂诗。苏轼就认为一个诗人可以冲破他的题目来写。苏轼在诗与画不同艺术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规律,就是“天工”,天工就是天然而形成的艺术,而“清新”就是有创新又天真的艺术。
      第二段是“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就是唐代的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有两派学者曾经争论,有一派说王维的诗哪一句中是诗中有画,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因此构成了一幅绘画。另外一派认为诗和画本来是不同的艺术,诗中不可能有画。但这些争论其实都忘记了一个事实,王维自己的诗中有没有画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察和欣赏王维作品的人何以能有此看法。不是王维自己的诗画本身具有那样的诗中有画的素质,而是苏轼从王维的诗中听出了画,从王维的画中看出了诗。我们知道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诗歌是听觉的意识,因为诗是吟诵的,而画是视觉的意识。苏轼打通了眼睛和耳朵的功能,这在佛教来看是“六根互动”,眼耳鼻舌身意,互相打通之后才能从诗中看见画,画中看见诗。
      第三段是“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从杜甫的诗中看到画的因素,从韩干的画中看到诗的因素,这句话影响很大,后来出现“有声画”、“无声诗”、“无色画”、“有形诗”等种种说法,超越媒介的界限去欣赏艺术品。
总之,会通各门艺术,在各种艺术中发现共同的规律,是苏轼的一贯思想。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古典文献学等专业博士生导师。本文刊登于“光明讲坛”第73讲。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研究室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