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萍 纪双城 丁雨晴
【推荐理由】突发事件发生后，紧急新闻发布会虽紧急召开却不能仓促行事。《环球时报》的调查发现，各国都在摸索如何开好紧急新闻发布会，以起到公共服务和危机公关的双重作用。
韩国新闻发布会不强求高官露脸
谈起紧急新闻发布会发挥的双重作用，美国犹他谷大学学者约翰·费舍尔在美国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网站撰文说，在发生紧急事件时，最佳途径是及时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机构的官员负责确保公众获得准确且及时的信息。在此类信息的帮助下，公众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并有利于实现拯救生命和保护财产的总目标。
《环球时报》驻外记者在一些国家突发重大事件后赶赴现场采访，对当地引导公共舆论的做法深有感触。
《环球时报》前驻美国记者丁刚回忆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刚发生时，由于情报、安全等部门通信不畅，纽约一度陷入混乱。但白宫很快启动紧急状态，及时下达疏散令。丁刚说，“美国政府也害怕承担责任，怕社会乱了，但当时如果不疏散，出了问题就更严重”。
世贸中心遭遇袭击时，正在外开会的纽约时任市长朱利安尼取消所有活动，加入临时指挥中心，在现场协助消防人员疏散人群。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朱利安尼通报了营救计划，把民众的注意力集中起来。朱利安尼还说：“我们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明天一早纽约城仍将屹立在这儿。”
在对待各国媒体的态度上，纽约当时的做法比较放开，媒体还是比较负责的，放开采访就会减少谣言。丁刚认为，这样做减少了政府发布信息的压力，“其实政府有些事也不一定清楚”。
《环球时报》前驻韩国特约记者王刚认为，韩国政府非常重视重大灾难和事故后的舆论引导工作，并主动为媒体提供各种详细的新闻资料。比如，对各大通讯社、电视台和网络媒体，发布消息注重短小精悍和“新”。按照一般程序，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发声者是救灾一线部门。去年4月16日，韩国发生“岁月”号沉船事故，事发当地的木浦海洋警察署成为第一消息发布者。随着韩国政府成立中央灾难对策本部，对外公布信息的责任交由对策本部发言人承担。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重大事故和灾难发生后，并无高级别官员必须每次都出席记者会的惯例，因为记者会需要的是发布权威和最新信息，而并非高官露脸。
封锁现场并不是封锁消息
面对重大灾害，最重要的是尽快公开信息，减少社会恐慌。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并引发海啸后，日本各家电视台立刻停止原有节目，通过直播或滚动信息及时报道灾情，呼吁人们注意安全。气象台、地震局也及时把地震和海啸情况通过媒体告诉民众。日本政府临时设立多个专门机构，有由内阁成员负责的“灾害对策本部”、 “福岛核电事故对策本部”等。为减少民众对核辐射的恐慌，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一有新情况就举行新闻发布会，渐渐稳定了内阁的支持率。地方政府每天发布核辐射情报，水质、公园空地核辐射值等。但即使这样，日本政府也并没有完全解除民众疑惑，还是出现个人用核辐射测量仪畅销、部分民众执意离开福岛的现象。
当然，日本政府应对“3·11”大地震时也有很多教训，比如：临时机构成立后，彼此隶属关系不明确、联系不畅通，甚至出现有些机构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问题;文部科学省开发的“紧急时迅速放射能影响预测网络系统”的数据没有及时公布，有分析认为，这表明日本政府的情报公开也是有选择的;还有部分日本媒体存在误报，后来又为误报公开道歉。由于信息仍不够透明，一段时间内，外国人不愿到日本旅游，日本的产品也因传言销量减少。
美国对不同的天灾人祸，在引导舆论的做法上会有不同。2013年4月的得克萨斯州韦斯特小镇发生化肥厂爆炸事件，造成200多人死伤和失踪。当地警方的做法是第一时间控制事故现场，即使是记者也很难进入。据分析，得州警方此举是避免一些不准确的信息快速传播。但总的来说，封锁现场并不是封锁消息，化工厂爆炸后当地就成立临时新闻中心，回答媒体的提问。
对重大敏感事件，韩国相关部门还会指定专人应对记者。韩国政府同时高度重视宣传团队的组成，并习惯用媒体出身的人士担任发言人，以媒体人特有的职业敏感度来避免记者会上可能发生的失误。如目前总统府发言人闵庚旭原为KBS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国防部发言人金珉奭曾为《中央日报》记者。
小布什曾想控制记者提问
美国资深评论家戴夫·卢斯认为，新闻发布会往往被用于政治宣传攻势、信息披露或应对紧急突发事件。从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就职开始，美国历届政府就一直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全国通告白宫立场，用以缓和公众的恐慌情绪。卢斯举例说，2005年8月底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时任新奥尔良市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和美国总统都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让美国民众实时了解灾情和救灾进展。他还表示，“9·11”恐怖袭击后，“朱利安尼模式”的新闻发布会成为危机时刻政府与公众交流的理想模式。当时，朱利安尼每天两次与其他官员站在一起回答媒体的提问，不但表现出他“显然正负起责任并掌握相关信息”，而且告诉民众他也感同身受，希望大家能早日恢复信心。
在西方国家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刁难”且“敌意”渐浓，某种根源上也体现出媒体对政府的不信任，以至于小布什总统曾使用各种“技巧”控制记者在新闻发布会的提问。美国学者费舍尔在他的研究中援引了相关人士的一个观点，即在中国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问答双方的紧张情绪也开始加强，但中国记者的“刁难”程度仍与西方同行有“较大差距”。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真正喜欢记者”，他很多“最好的朋友”都是记者。相对而言，他比任何其他总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都多，而且他每次都仔细倾听记者们的提问，并经常使用记者提问时爱用的某些词汇和表述，拉近与记者关系。同时，费舍尔的研究也表明，记者们提的“好问题”通常也会得到其想要的答案，而这些好问题有一些基本特征，如避免使用语焉不详的词汇、问题简洁明了、造句语法严谨、不问情绪化的问题等。美国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认为，新闻发布会是官员向公众和媒体表明他们“在面临灾难时能井然有序、高效负责地应对和解决问题。”
（作者系《环球时报》驻日本、英国、美国特约记者，本文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