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49年9月21日，历经三个多月筹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新政协的代表包括中共、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662人，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政府中，张澜、宋庆龄、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担任国家副主席;郭沫若、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担任政务院副总理;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名;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中，民主人士占了45名……

毛泽东豪情满怀地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不再是被人欺辱的民族了!”

1949年，一个旧的时代已为历史车轮所碾碎;从今往后，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一个新的纪元!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北上到达解放区后，讨论召开新政协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迎接新政协》一文中强调，要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做好准备，重要的工作在于“扩大新政协的宣传”，要使全国人民对新政协都“有所了解、有所要求、有所建议”。

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在平山县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等民主人士商讨，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并报送中共中央。草案内容包括：(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问题。(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问题。(三)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四)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应讨论的事项问题。10月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发东北局李富春等人，请他们就其中诸项问题，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等七人商榷。并嘱咐：“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他们如愿参观各地建设或访问他们友好及我党负责人员，应尽量予以招待和便利。”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又就参加新政协名单问题，指示李富春等征询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意见，并要求他们在向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声明：中共所提出的名单只是中共的希望，他们完全可以增减和改动。对蔡廷锴，电报中特意写了一句：我们对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不熟悉，请他提名单，至于蔡本人是以代表民革为宜还是代表民促为宜，亦请他自己定。10月21日、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等约请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等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及新政协参加者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两次座谈。

关于新政协的领导权问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致公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认为这实质是一个革命领导权问题。革命究竟由谁来领导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条件。民革提出：“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革命“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民盟致函毛泽东，“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致公党表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认为，共产党是新政协“当然的领导者”。可以说，从抗战胜利到旧政协，再到新政协，民主党派从与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到最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一个比较、鉴别、选择的过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英勇卓绝的斗争中，在与民主党派并肩战斗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

关于新政协的性质问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均认为，新政协和旧政协有三大区别：一是成分不同。旧政协包括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及其代理人国民党独裁派;新政协则以工农为主体，把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排斥到政协之外。二是指导思想不同。旧政协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新政协则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三是任务不同。旧政协是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谋求妥协，希望以协商方式取得和平和民主;新政协则是革命工农阶级与一切爱国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协商，是长期以来和衷共济、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必然结果。

关于新政协的内容。民进提出了一份《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建议新政权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这个政权必须有“无产阶级及其党的领导”;政权形式“均采用委员会制，其委员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军事上“民主联合政府应以人民解放军为基础，组织国军，为国防及联合政府之有效施政之保障”;外交政策则“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切军事扩张、经济侵略、政治干涉”。农工党建议，人民的新政权是“以最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为中心，实行进步的新民主主义”;“充分保障人民个人自由权利和集体权利”，由新政权没收官僚独占资本为国家建设资本，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倡导农业合作，并普遍提高人民文化程度，保障人人受教育的权利。民盟建议，新政协制定共同施政纲领，必须遵循“三个前提”和“五项原则”，即代表各革命阶级利益的前提，彻底消灭共同的敌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前提，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前提;确认新民主主义为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临时联合政府的最高施政原则，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为经济纲领的最高原则，人民解放军是民主联合政府军队的原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及文化教育的原则，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的原则。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吴晗认为，等到解放军打过长江，攻下南京再考虑不迟。新政协的地点，有人建议在石家庄召开，陈叔通力主待北平解放之后，确定为首都，再召开较好。关于如何解放北平，符定一建议，先攻克北平门户天津，则北平可不攻而破，和平解放。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城，又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共同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甲)关于新政协筹备会者：(1)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计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2)筹备会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各方面的代表人士，负责起草新政协文件，负责召集新政协的正式会议。(3)筹备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审阅同意后由筹备会正式通过。(4)一般的决议，经过多数通过，全体负责实施;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虽经多数通过，少数单位有不同意见仍有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的自由。(5)筹备会的地点预定为哈尔滨。

(乙)关于新政协者：(1)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2)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拟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共计38个单位组成。(3)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拟定在1949年。(4)新政协的两项重要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

(丙)关于专门委员会者：不论筹备会或召开新政协，均可按工作需要聘请若干民主人士及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共同协议的达成，使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就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召开新政协等问题进一步达成了共识，为新政协的召开提供了政策基础。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歼灭和争取起义、投诚国民党军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万人。1月14日，解放军攻陷天津;1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北平守军司令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21日，双方正式达成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随后，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其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布了协议条文，古都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三大战役胜利结束。

北平解放后，民众在前门驾道欢迎人民解放军

2月1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表示愿意追随中共，加紧团结，为实现最后的胜利和中国的建设奋斗到底。电文说：

我人民解放大军，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前锋，作战以来，已二年有半矣。诸先生指挥若定，劳苦功高。诸战士俯仰如神，鞠躬尽瘁。旌旗所指，箪食壶浆。击刺之加，迅雷惊电。近者锦沈大捷，使东北全部解放;淮海大捷，使京沪彻底动摇;而津沽大捷，尤使北平古都兵不血刃而告光复。武功彪炳，空前未有。革命完成，指日可待。顾元凶蒋匪，虽若逋逃;助恶美帝，犹弄鬼蜮，务望追奔逐北，振至上之雄威，扫蒂除根，奠无疆之大业。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可潜藏;纵有狼狠羊贪，令阴谋断难实现。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叠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谨电驰贺，并致慰劳。尚希不遗，时赐指导。

这篇电文受到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即电复56位民主人士。

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的盛大仪式，受到北平人民的热烈欢迎。古老的北平城鲜花遍地，锣鼓喧天，挣脱国民党统治的人民箪食壶浆迎于道途，人民解放军秩序井然，秋毫无犯。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千年古都迎来了新生，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也为新政协的召开，提供了一个更宽阔的舞台。

2月25日，先后自国民党统治区抵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行35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崇民的陪同下，乘“天津解放号”专列于中午12时由沈阳抵达北平。这些民主人士包括：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梅龚彬、赖亚力、沈钧儒、李文宜、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郭沫若、彭泽民、丘哲、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谭平山、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蔡廷锴、李民欣、林一元、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陈其尤、罗叔章、茅盾、邓初民、侯外庐、洪深、胡子婴等。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张奚若、胡愈之、周建人、费孝通等中共和民主党派人士共一百余人到车站迎接。天津市民主人士李烛尘、资耀华、张国藩、刘持钧等40人也于同日下午两点乘车抵达北平。一时间，古老的北平城群贤毕至，焕发出蓬勃生机。

次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天津、石家庄来平及留平的各民主人士、各团体的代表。计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等8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等8人，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等4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等4人，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等5人，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等5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等3人，中国致公党陈其尤，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全国总工会李立三等12人，农民代表刘宗岩等4人，全国青联代表冯文彬等4人，全国妇联代表沈兹九，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罗叔章等2人，全国学联黄振声等2人，天津学生代表吴隆之等2人，文化界茅盾等15人，教授张奚若等18人，产业界李烛尘、陈其瑗等7人，以及少数民族代表乌兰夫。另外，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到北平访问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国民党方面的“四老”也应邀参加。与会主宾共140人。叶剑英主持了欢迎大会，林彪、彭真致欢迎辞，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李德全、周建人、朱学范、朱俊欣、章乃器、张奚若、许德珩等14人发表了演说，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28年来领导的中国革命表示敬意，对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表示祝贺，并表示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是夜，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春意盎然，民主人士怀着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美好愿望，与中共代表举杯畅饮，共同展望新中国的美好前景。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三大战役的顺利结束，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已是一项紧迫任务。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祖涵(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共3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陈绍敏、王首道、邓颖超、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等共19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20人，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等12人。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场内景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在革命形势积极推进的情况下，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毛泽东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对即将诞生的政权性质和阶级基础作了分析，并说明了统一战线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毛泽东希望全党同志警惕胜利后的骄傲自满情绪。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为新政协和《共同纲领》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3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前往解放不久的北平古都，25日凌晨6点抵达。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