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李济深亲切交谈。

1933年，李济深领导的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但是他在中华民族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蒋介石独裁统治下，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成为激发更大能量的酵素。福建事变后，李济深被迫逃亡香港。在香港，李济深等在反思福建事件的同时，继续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先后组建了“组织革命抗日联合会”、“黄埔革命同学会”，联合各种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7月，李济深等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1935年12月，大同盟发表了《成立宣言》，宣布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自己的基本政治目标，并提出了八条行动纲领，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反蒋和抗日两方面。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所有爱国爱乡的中国人的反抗，福建事变烈焰尚未烧尽，半年后，两广事变的大火亦熊熊燃起。两广军政首脑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出兵湖南，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粤桂联合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军”，打出“北上抗日”的口号，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然而，不幸的是，两广事变在蒋介石对广东力量分化瓦解的情况下，也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对广西实行围困，李宗仁、白崇禧十分孤立。在桂系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李宗仁、白崇禧为图自救，决定邀请李济深等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领导人及民主人士等共商对策，考虑到李济深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极大的社会影响，李、白打算请李济深出面领导。

此时，正在梧州老家养精蓄锐的李济深密切关注整个事态发展，接到李、白二人的邀请，李济深认为这是一个为天下苍生谋利益的机会，遂动身前往。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到达延安，非常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也极大关注。

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共党内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被撤换，毛泽东已经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上层统一战线，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抗日反蒋方针的贯彻。因此，两广事变一发生，毛泽东立即发表了《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表明红军愿意首先北上抗日，“愿意首先与两广当局结成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同时，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情况，开展统一战线，毛泽东又派遣时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云广英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前往广西，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代表的到来，李济深特别高兴，他多次与云广英会谈，表现出与中共合作的高度热忱，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他积极推动桂系派代表钱寿康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提出双方签订抗日救国协议的建议，并表达对毛泽东的问候。

钱寿康秘密抵达陕北后，李济深提出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9月22日，毛泽东亲笔致函李济深，明确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争取“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毛泽东还呼吁李济深和广西当局对国民党采取“督促批判，责其更新”的立场，督促国民党进行抗日。毛泽东还将桂系所拟定的协议草案进行部分修改后，交钱寿康带回广西，征求桂系意见，同时，还将8月2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所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最新主张交钱一并带回。第二天，钱寿康返桂前，毛泽东又专门给李济深写了一封信，对李济深、陈铭枢等福建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人致以问候，并表示“甚愿按照新的斗争纲领订立新的协定，共同向着抗日救国目标致最精诚之努力”，对于李济深希望加强与中共联系与合作的愿望，毛泽东提出希望李济深派代表常驻苏区，以便及时沟通了解，增强合作。

李济深接到毛泽东的信后，认真思考了毛泽东的建议，对毛泽东所说的“在一定条件下蒋有可能走上抗日道路”的论断表示接受和赞同，并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请云广英带给毛泽东，信中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拥护，并提出今后在军事行动上同红军密切合作。同时，李济深根据形势的发展，指示“大同盟”重新修改了“八条行动纲领”。

在与毛泽东的书信来往中，李济深转变了抗战思想，放弃了过去坚持的“反蒋抗日”的口号，接受中共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