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延安机场迎接来访的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前排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 、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应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黄炎培和冷通、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由重庆飞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30多人亲临机场欢迎，大家一一握手致意。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讲中说到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在那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听后，称赞毛泽东记性真好。黄炎培和毛泽东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

到延安之后的第二天下午，黄炎培一行六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河稍远，风景很好。高高矮矮的山坡上有一排排窑洞，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在这些窑洞里居住。住所的当中有一座规模较宏伟的大会堂，依山面阳。黄炎培一行从大会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来到毛主席接待客人的会客室。这个会客室呈正方形，光线充足，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桌，四周摆放着各式椅子约可座20来人。会客室的四壁还挂着几幅画，其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旁有几只杯子。画上的一首七绝就是黄炎培所题：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面对这幅熟悉的画，黄炎培就侃侃而谈起来。黄炎培说这幅画是1943年在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他题词时，他忽然想起谣传，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他题了这首七绝以讽喻。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了!当黄炎培在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时，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

在延安期间的7月4日下午，毛泽东又专门邀请黄炎培和冷通到他家里做客，与他们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一席肺腑之言，毛泽东高兴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7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为黄炎培等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在延安短短5天的访问，大大澄清了黄炎培的许多模糊思想，打开了他的眼界，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使他看到了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1949年2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于当年3月25日平安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从此展开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页。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在百忙中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别情，他们纵谈时局，直至午夜。

随后，毛泽东还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广播向上海人民致意，要求上海人民行动起来，迎接上海解放。

就在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即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声明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达了他感激和兴奋的心情，“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信中说：“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毛泽东十分重视黄炎培的诚挚诤言，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也能及时、耐心地予以帮助。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黄炎培经常收到一些工商界人士的告状信，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对黄炎培加以批评和指责，而是诚恳地以各种方式用事实启发他的觉悟，帮助他认清局势。毛泽东多次亲笔写信给黄炎培，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还介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与他见面恳谈。当黄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主动要求下乡考察。毛泽东对他的愿望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写信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嘱咐他们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黄炎培临行前，毛泽东又邀请他面谈，告诉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对毛泽东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黄炎培十分感动，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黄炎培很爱好书法，爱好写诗，常常将他的墨迹、诗作送请毛泽东赐教。大概是情趣相同吧，交往过程中，毛泽东得知黄炎培珍藏一本王羲之的真迹，双方约定，借期一个月。

一个月后借期已到，毛泽东自己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对值班室的同志说:“送还吧，今天必须送到。”“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工作人员将王羲之真迹如期送还给黄炎培。黄老收到真迹后，还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爱看，就让他多看几天嘛。”送还字帖的同志说道:“主席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双方都笑了。

从1949年开始，到1960年底，这11年时间里，毛泽东与黄炎培几乎年年都有书信来往。黄炎培虽然年长毛泽东15岁，但他书信和诗作的开头或结尾都写:“毛主席”、“敬献毛主席”、“敬呈毛主席”、“毛主席赐教”等，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开头也总是:“任之先生”、“黄任老”。

黄炎培呈献给毛泽东的诗，都是用毛笔书写的，大都是楷书和行书，是诗作，也是黄老的书作。黄老的行书流畅自如，自成风格;楷书功力深厚，笔力遒劲，端庄刚健，尤为擅长。对黄老的书法，毛泽东很爱看。黄炎培的墨迹诗稿大都是50年代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辞世时，毛泽东的书房里还放有黄炎培敬献的诗稿墨迹册页。

黄炎培经常给毛泽东送诗稿墨迹，毛泽东收到之后除及时复信外，也常有回赠。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全文写完之后，特意又加写了这样一句话:“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彔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毛泽东在信中说的“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这一年他填的一首词是《浪淘沙·北戴河》。毛泽东在信中说的“今年”即1956年填的一首词《水调歌头·长江》，在1957年《诗刊》一月号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毛泽东这两首词，都是1957年《诗刊》一月号公开发表的。黄炎培在得到毛泽东这两首词的墨迹之后，极为珍视，时以展示同好。后来荣宝斋将这两首词的墨迹制成拓片(游泳词的标题为“长江”)，从此广泛流传。黄炎培读了毛泽东抄赠的两首词后，还对游泳一词提出了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