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和同学们在一起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由一个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不屈不挠的民主战士，这与党对他的教育，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怀、帮助是分不开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陶行知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得到周恩来直接关怀。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民主人士的活动日益加剧，形势异常紧张。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陶行知，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常找借口要封闭育才学校。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于1940年的一个秋夜同邓颖超同志一起到陶行知住处，向他讲明形势，指出育才学校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愈在困难的情况下，愈要树立必胜的信念。

党的关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教导，给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1943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育才学校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使陶行知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他不仅要顶住种种政治压力，还要天天同飞涨的物价“赛跑”，为学校募捐经费。有一次陶行知夫人问他：“你为育才，天天出去募捐，实在太辛苦了!为何不去延安?”陶行知坚定地回答说：“我若一走，师生都要遭殃，育才学校可能和晓庄师范一样，被蒋介石封闭，所以我非在这里顶下去不可。为新中国培养人才，我吃点苦，何妨!”就在这艰难的时刻，周恩来和董必武派专人送来了毛泽东在延安号召解放区军民开荒生产自给的一套照片和一件延安织制的灰色毛线衣。陶行知收到这珍贵的礼物，心情非常激动，对党倍感亲切。他们仿照延安的做法，动员全校师生开荒生产，开展“寸土运动”，在师生们的勤奋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度过了难关。

抗战一结束，重庆一些党的办事机关撤走。周恩来考虑到育才学校的校舍较紧，便把八路军办事处的房舍让给了育才学校，还托人经香港汇了800块银元给留在重庆的育才学校师生。此后，陶行知经常邀请周恩来等同志参加育才学校的一些活动，周恩来只要有时间，总是有请必到。1946年，叶挺将军出狱后，八路军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欢迎晚会，育才学校音乐组参加了晚会演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其他人也参加了晚会。周恩来还在育才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下讲了话，他鼓励同学们“要做小先生，为人民服务”。在党的引导下，陶行知更积极地参加了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1946年4月，陶行知为育才迁校来到上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不顾特务的捣乱、破坏和威胁，到各大中小学以及工厂讲演了100多场，为人民呐喊，吹响战斗号角，强烈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6月22日，在上海北站10万群众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大会上，陶行知慷慨陈词：“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民主。”面对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蒋介石穷凶极恶地派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而且把陶行知列为黑名单上的“探花”。当翦伯赞打电话告诉陶行知这个消息，要他提防“无声手枪”时，他却说：“我等着第三枪。”陶行知临危不惧，夜以继日地整理自己的诗稿，终因刺激太深，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症。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弥留之际，周恩来赶往医院，伏在陶行知身边，拉着他那还不十分僵硬的手，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对陶行知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我们必定争取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刻。陶先生你放心去吧。”在陶行知周围的亲人和朋友们听了这肺腑之言，无不感到慰藉和感动。这一天，周恩来还因陶行知逝世推迟了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的会谈。也是这一天，周恩来给党中央拍去电报，称陶行知“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周恩来一方面提请中央将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一方面指示要大张旗鼓地举行大规模的公祭和告别集会。安葬那天，周恩来敬送了花圈，寄托对陶行知的无限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