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于右任离开南京

于右任，字伯循，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在国民党内是一位爱国的富有正义感的老人。大陆解放前夕，被胁迫去了台湾。于右任先生和周恩来早有交往。周恩来曾评价他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对于这样一位国民党内的中派人物，周恩来时时加以关怀和团结，这从他为于右任夫人祝寿一事上就充分体现出来。大陆解放后，于石任先生虽然去了台湾，但其情深爱笃的夫人高仲琳女士却没有一同前去，而是住在西安。于右任先生经常通过香港的一位朋友吴季玉先生和夫人传递音讯。于右任先生在台湾，一直很思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曾写了很多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抒怀诗，读来感人肺腑。1961年是于老夫人八十寿辰。但大陆和台湾长期隔绝，于老先生是不可能回大陆的，他对香港的吴季玉先生表露了自己的心声：“今年是我老伴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这件事很快被周恩来总理得悉了。周恩来迅即找到了于右任先生的女婿屈武，要求他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屈武向周恩来反映，以实际日期计算，于老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按陕西的风俗是可以补寿的。周恩来当即表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给于夫人补寿。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而使于先生心中不安”。周恩来总理还要求屈武把儿子、儿媳以及于老先生在上海的外甥一道带去西安。祝寿活动是由陕西省委统战部协助屈武补办的。周总理事先对祝寿活动还作了具体的指示。宴会办得轻松欢快。参加宴会者除了屈武及其家人外，于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包括于先生的老朋友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委韩望尘等二十余人都参加了。于老夫人非常高兴，并再三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感谢。

事后，屈武决定写信把这件事转告于老先生。但当时海峡两岸情势紧张，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实行所谓“勘乱救国”政策，对通共者“严惩不贷”。所以很犯难的就是既要让于老先生知道周恩来对于老夫人的关怀，又不能明码写上周恩来，以免让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给于老先生带来麻烦。想来想去，还是于老先生在大陆的老朋友邵力子先生帮助出了个主意。邵力子建议在信中把周恩来改称“濂溪先生”。“濂溪先生”是北宋理学名儒周敦颐的别号。邵力子当年在重庆和于右任谈到周恩来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所以邵力子认为，只要说是濂溪先生，于老先生就会明白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是不会明白的。一个巧妙的借指解决了一大难题。当信和祝寿时的照片辗转交给于右任先生的时候，于老先生高兴至极，真可谓喜出望外。周恩来总理对他亲人的关怀更使他受感动。在给屈武的回信中，他对总理的称呼也用的是“濂溪先生”。他要求向周总理表达他诚挚的谢意。总理听完以后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