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与周总理在一起讨论北京城的建设

朱启钤先生生于1871年，是中国现代市政建设的创始人之一。晚清时曾经任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期，他任过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及代理国务院总理。1919年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方面的研究。

解放前夕，朱启钤对共产党不了解，半信半疑，因而由居住了几十年的北京迁到上海。解放以后，朱启钤的外孙章文晋夫妇准备从北京去上海探亲，周恩来知道后，把他们叫去，并对他们说：“朱启钤是个实业家、建筑学家，他可以为新中国服务。请你们转告他，人民政府欢迎他回到北京来。”不久，朱启钤就回到了北京。

朱启钤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首先在工作上发挥他的专长。周恩来安排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以后又安排他为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由于他对古建筑素有研究，又让他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顾问。五十年代初，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特意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朱启钤发表了以下几点意见;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时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的花墙，是民国初年为了与东交民巷外国的练兵场隔绝，经朱启钤之手，在改建新华门的同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这些建议，有关部门大多采纳了。

在学习上，周恩来对朱启钤也是非常关心。1957年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去看望朱启钤，问他：“送给你的《参考消息》，收到了没有?”朱启钤说：“他们每天都拿给我看，字太小，没法看清楚。”周恩来说：“这是专治我们老年人的，叫我们看不见。”他当即指示秘书，以后给老人的文件一定要用大号字印刷。

在生活上，周恩来对朱启钤更是体贴入微。朱启钤年事已高，眼花耳聋，周恩来到他家里，他出于待客礼节和对总理的敬意，执意要家人上茶。而周恩来的随行保卫人员为了执行当时的安全规定，向他家里人摆手，示意不必送茶。但朱启钤没有看清这些情形，仍在不断催促“上茶”、“上茶”。家里人对此左右为难，他们既了解朱启钤的心意，也理解保卫人员的职责。最后，出于对总理的敬意和对朱老的无奈，只得将茶杯和糖果放到了中间的桌子上。而周恩来走过去，坦然自若地端起了茶杯，呷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到自己身旁的茶几上，并且还吃了送上来的糖果。周恩来这一举动，既解除了尴尬的局面，也领了朱老的情，使大家都为之感动。

在谈话中，由于朱启钤耳聋，他经常听不清周恩来的话或是听错了，周恩来总是反复耐心地解释。周恩来谈到黎元洪时，朱启钤听不清，几次问周恩来，周恩来耐心地一次比一次提高声音回答，还笑着解释说：“大总统嘛!”每当朱启钤打断周恩来的话时，家里人就向他摆手，示意不要打断周恩来的话。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么!”周恩来总是这样处处都体贴他。

周恩来对朱启钤的生老病死都加以认真关照。朱启钤开始在葬俗上思想比较守旧，担心自己死后被火化。他对周恩来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火葬。我死后，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的墓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周恩来说：“我一定帮你办到，你放心吧!”朱老先生听到周恩来承诺，连连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后来，由于火葬日益普及，朱启钤也改变了初衷。

1964年，朱启钤先生患感冒，不久并发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当时周恩来正出访亚非各国，当中央统战部将朱启钤的病情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后，周恩来立即打回电报，请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尽力医治。但终因年老体衰，朱启钤于1964年2月26日病逝。临终前，他还时时念叨远行国外的周恩来。

细微之处见真情，朱启钤生前曾对家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