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周恩来

1966年8月29日，毛泽东接到章士钊的一封信。

信中，章老说：“我一生潜心文化，致力于教育，许多文献虽不值钱，却凝聚了我一生的心血。不料，昨日被一群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抢走了，希望主席能出面交涉，将那些东西归还于我。”话语平静，但充满着一丝怨气。

原来，几天前，一群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闯进了章士钊的家，不由分说翻了个底朝天，并抢走了许多东西。

第二天，周恩来也接到章士钊同样的信。就在同时，他又接到毛泽东关于这封信的批示。

很快，周恩来的电话打到了红卫兵司令部，一是要求保护好在章老家抢的东西，同时要求他们整理好后很快送到总理办公室。那时，红卫兵尽管嚣张，但总理的话，还是不能不听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迅速叫来警卫长。不久，一群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呜呜”的警笛声中来到了章士钊的住所。尽管他的住所外聚集了不少的红卫兵，但是，没有人敢肆无忌惮地闯进去了。

一天，两天。红卫兵越来越多了，而且不时向警卫队发起冲击。这一情况迅速反映到周恩来那里。考虑到章士钊的安全，周恩来拨通了三〇一医院的电话。

当天晚上，红卫兵依次离去后，一辆黑色轿车从中南海开出来，直奔章士钊家。车上下来的就是周恩来。

“章老，您辛苦了。”周恩来带着歉意说。章老握住总理的手，热泪盈眶。“为了您的安全，快坐我的车，转移到三〇一医院。”周恩来又说。

就这样，章士钊被转移到三〇一医院。后来，周恩来亲自将被红卫兵抢走的东西送到章老手上。章老接过东西，老泪纵横，握着总理的手久久不愿放下。

安排了章士钊后，周恩来马上联想到与章老处境相同的党内外人士。于是一道命令传到了解放军三〇一医院，要他们准备接收一批特殊“病人”。很快，张治中、程潜、傅作义、蒋光鼐、李宗仁、邵力子等被秘密接进了三〇一医院，由解放军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院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与此同时，对郭沫若等人，或采取派人护送到外地躲避，或派公安便衣人员臂戴红卫兵袖章到住处周围巡查。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下，这一批高级民主人士都安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虽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他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不但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免受劫难，而且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不但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免受劫难，并且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方面的事例可说是不胜枚举，现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1966年9月，周恩来就明确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要坚持下去。

1969年2月、1970年12月，李宗仁和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的黄琪翔先后病逝，周总理指示有关方面安排他们的丧事，并亲自出席了李宗仁的追悼会。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的暴露和被粉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1月，周恩来用两个半天的时间，亲自向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并组织了座谈会讨论。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亲自传达讲解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统一战线活动。党外人士把它看成是对统一战线的恢复，因而，备受鼓舞和安慰。其后，中央统战部经请示周总理批准，1972年下半年在更大范围内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了传达，并组织了座谈讨论和去外地的参观考察。

1973年2月28日，经周恩来批准，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会议并发言。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公开并见报的一次会议。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总理抱病出席会议，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周恩来所重申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心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去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