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胡耀邦同志在渝州宾馆与裴昌会亲切握手

裴昌会原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副主席兼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在指挥所属部队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壶梯山、大荔以北的诸战役中，损兵折将，被迫向四川方向节节败退。为了对自己所率10余万将士的生命负责，裴昌会考虑再三，决心率部起义。于是他派代表赴西安同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联系起义。当时胡耀邦任一野政治部主任，出面接待，表示欢迎起义。1949年7月，裴昌会准备在川陕公路交界处的双石铺起义，而当时，胡宗南的第一军部署在防地正面，稍一不慎，不仅起义会流产，还会招致杀身之祸。由于有此顾虑，起义一时不能举行。胡耀邦了解裴昌会的处境后，立即托人给他带去口信：一野对你的处境表示理解，既然对整个部队没有把握，还是再等机会为好，若不然，事情没搞好，让裴老头也“赔”进去就不划算了。要他相机行事，不要过于冒险。

1949年12月23日，裴昌会率第七兵团在四川德阳孝泉镇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同时电令兵团所属各军就地起义，除失去联络的孤军外，其余各军都复电随兵团起义。起义的第二天，胡耀邦来会见裴昌会，对他说，我来一是慰问你和起义部队，二是征询你还有什么疑难问题，有什么要求。我们是一家人了，请你敞开说吧!胡耀邦还说，关于率部起义的诺言，你没有失信，实现了你的愿望，我和你都高兴嘛!

1950年8月，裴昌会率领的起义部队经过民主改革整训完毕，开往天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并编，部队整编结束后，裴昌会提出要转到地方工作，按照政策安排他和胡耀邦一起到川北行署工作。胡耀邦任川北区委书记兼统战部长，裴昌会任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

胡耀邦知道裴昌会要到川北工作，十分重视，派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专程到重庆去接他，还在南充戏院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区党委和行署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胡耀邦亲自安排裴昌会与自己同住一个院，同吃一个灶，同乘一辆车，相互信任，密切合作，关系十分融洽。裴昌会除了兼任工业厅长外，还兼管农林和交通方面的工作，并担任了川北区土改委员会委员。他当时只有50多岁，精力也很好，经常到基层去。行署为他配有秘书和警卫员，他曾多次提出过取消。胡耀邦对他说，这是党的政策，一视同仁，不能取消。

胡耀邦除了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对待裴昌会之外，在各方面还给了他许多特别关照。裴昌会起义后，到川北行署工作仍享受的是原来部队的供给制待遇，生活水平比较低，没有什么积蓄。为此，胡耀邦建议他改为工资制。这样，他的收入增多了，也有不少钱存入银行。裴昌会在小灶吃饭，有一次炊事员没有给他煮面条，胡耀邦当即到厨房对炊事员说：“裴主任不习惯吃大米，为什么这顿不煮面?”裴昌会由部队转到行署时，带去一辆自己原来买的吉普车，内部质量较好，只是外观差一点。按照政策，不仅没有没收，而且还给他换了一辆式样新颖的美制万能吉普车，由他自己带着使用。

1952年，胡耀邦调到北京工作，裴昌会也调到重庆任西南纺织局局长。1954年起，裴昌会担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次到北京开会，胡耀邦都要接他到家中相聚，吃顿便饭，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和良好的信任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有关起义人员的政策也遭到严重破坏，裴昌会率领起义的第七兵团近10万人，其中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数以千计的人向裴昌会提出申诉。1982年，裴昌会的孙女在胡耀邦家中吃饭时，反映了有关情况，胡耀邦对她说：“无论何党何派，起码要讲信义，你爷爷联系起义时我们是有保证的，共产党讲信义，我们对他负责到底。”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起义人员政策中，凡是依据政策可以解决的，裴昌会都联系有关单位予以落实，不能解决的，他都及时向胡耀邦汇报。胡耀邦在百忙之中，耐心听取他的陈述，并及时作出处理。如成都解放时，对西安绥靖公署散处在成都的三千多官兵，裴昌会是根据贺龙司令员的口头指示接受的，当时贺龙在大会上向这些人讲过按起义政策对待，但未形成档案，致使在落实政策中无据可查。

1984年裴昌会向胡耀邦反映后，胡耀邦立即指示中央主管部门单独下了文件，使这些人落实政策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