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者：蔡凌云

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正在各地基督教团体如火如荼地开展。这种探索非常亟需和必要，是基督教对自身社会属性开展的神学解释和信仰实践，也是如何在当今中国发挥基督教社会作用的探索。中国基督教的先贤们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大胆创新和富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在50年代中国基督教提出和实行的“三自”原则(自治、自养、自传)，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巨大时代潮流里，获得了新的生机，得以顺利过渡和发展。基督教在承载其历史、文化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结合信仰和神学的探索，不断与时俱进，迈步走到新的历史时期。在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华章里，在全球化、信息化和世俗化对基督教信仰实践的挑战中，基督教中国化的现实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和无法回避，也是基督教在中国获取新的发展机遇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基督教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先后有4次比较大规模的传入。有文献和史料记载，第一次传入是在唐朝。当时传入的基督教属中东地区从基督教信仰衍生出来的一个异端教派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由于在中东地区受到排斥和阻力，便向东传播，在当时被称为“景教”。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景教的传播情况。第二次传入是在元朝。在蒙古语里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在元朝的也里可温教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就随着元朝的结束而结束了在华的存在。第三次传入是在明末清初。以天主教为主要力量的基督宗教，比较有名的外国传教士诸如利玛窦、南怀仁等，他们在华的传教活动“随乡入俗”，身着儒服，深研中华文字和文明，并推动当时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利玛窦口译的《测量法义》以及他与李之藻编著的《同文算指》、南怀仁编著的《坤与万国全图》等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明朝的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也受洗加入基督教。基督教在明朝的发展因为较好的处理了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出现了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局面。清初的时候，由于皇帝对西方科技的兴趣，准许基督教在中国的继续传播，但在社会也时常引发抵制和反对，后来发生的教案和“礼仪之争”，没得到当时基督教会的正确看待和面对，为基督教第三次来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画上句号，并付之东流了，还直接导致清廷开启了长达百年之久的“禁教”政策，使基督教再次失去了在华存在的机会和可能。

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殖民主义者利用基督教谋取利益、实施殖民统治，给基督教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各地频发的严重教案和“反基运动”的风起云涌，使原本应该是充满爱的福音和教会遭遇了血腥的反抗和无情的抵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特别是缺少历史感的新生代中国基督徒和改革开放后新建立的教会，要加强对中国教会的历史认知，这样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刻、全面和彻底。

其实教会很多先贤们很早就注意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形式有“水土不服”的危险，这样的局面和发展对中国教会的建立是极为不利的，他们从《圣经》的真理和神学的研究里面寻找中国教会发展的健康途径。而耶稣自身的教训和三年的传福音工作，以及《圣经》保罗书信，都给先贤们很多的信心和鼓励，旗帜鲜明的提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的立教方针，宣布中国教会脱离西方差会的控制和影响，独立自主、自办，探索出适应中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发展之路，为福音在跨文化和社会制度中的传播树立了榜样，也在世界基督教历史上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二、基于中华文化处境的必然要求

中华文化以其独特性和原创性在源远流长的世界文明里，占据重要地位。中华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不仅仅局限于东方文明，与源于星月之地的希伯来文明，同属一个地缘板块的东方文明大体系。《圣经》记载的很多希伯来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与中华文化非常相似，这种近似对我们也十分熟悉。较之我们陌生的西方文化，我们对希伯来文化则显得更加似曾相识。比如《圣经》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在迦拿婚宴上水变酒的神迹，与中国的婚俗文化非常接近。上帝造人的时候，创造了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人类文明，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圣经》创世记)。

文化是人们长期在思想、道德、艺术和生活表达方式上构建的精神居所。文化不同于习俗，文化犹如灵魂，习俗犹如外衣。在神学建设和教会信仰实践里，发展一个以中华文化为表达方式的中国基督教，是完全可行的。《圣经》记载的希伯来文化与中华文化主流的很多符号和内涵都同属东方文化体系，所以基督教中国化比其他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更有“近水楼台”的便利。但现实是由于中国教会在神学和信仰实践上，长期受西方的控制和影响，在中国化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跨越。福音不是要改变人们的文化，反而福音可以藉文化来表达和揭示人们心灵深处追求真理、仁爱、美好的善良人性。当福音传到小亚细亚的港口商贸城市哥林多的时候，使徒保罗鼓励参加哥林多教会崇拜的妇女要蒙头，就典型的启示了福音对本地文化的接纳和适应。美国的黑人神学、南美洲解放神学以及妇女神学，也在植根于本族文化的实践里面取得了突破和带来新的改变和发展机遇。现在中国基督教内一些人形成“保守派”以属灵自居或追求属灵，不但反对推进神学思想建设，还坚决反对和抵制基督教中国化，他们错误地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削弱基督教的纯正信任，甚至对中国教会的“三自”原则进行攻击。海外一些反华人士也利用这些人的属灵追求，企图把中国基督教推向中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对立面，这将使中国教会倒退到民国初期和解放前的境遇，重现过去“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的恶劣影响。目前，全国各地基督教组织大力推进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活动，就是对这些极不负责的属灵人士的“回击”。

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基督教与海外的交流和合作也非常频繁，其发展的速度也超越了过去任何的时代，正是这样的局面，巩固和发展中国基督教已经获得成功实践的“三自”道路是十分必要的，是先贤们开创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和正确方向，是经过历代基督徒努力改变了的中国基督教形象，绝不能被淡化和削弱。真正心系中国教会健康发展的人们和信徒会站在中国教会历史发展沿革上，中化文化的土壤和根基上，中国神学研究的突破上，继续协力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道路，为中国基督教带来蒙神和人喜悦的美好见证。

三、置身所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实需要

任何时期的宗教包括教会都无法脱离客观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而存在，那种追求纯粹的信仰实践的宗教团体或个人在现实社会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正如在教会历史上曾经短暂出现的“爱色尼派”一样，只能接受消亡的事实。因此中国基督教需要对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有真实和绝对认同，这是中国教会客观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教会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认同一样。《圣经》启示的信仰和教会是完全认同基督徒所处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并不矛盾。那么中国教会对认同和接纳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到底需要有什么认知呢?我认为有两个基本方面需要解决和处理好。

首先要有中国基督教的神学和信仰阐释。《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提到基督徒的公民责任和义务，耶稣基督更是提醒基督徒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因此从信仰和神学上，基督徒拥护和接纳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是没有障碍的。但为什么一些反华势力还是处心积虑地利用基督教从事反华活动，为什么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惯常借用基督教作为载体对我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恶意攻击，极力推行西方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呢?这需要从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到信仰实践上寻找答案和深入开展工作。我个人认为中国教会在属灵牧养和教导方面还有极大的工作需要改进。在提供适合中国教会的读经、释经、查经、研经资料和灵修书籍方面，在神学教育和培育传道人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和空间，这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和支持基督教的人才培育，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扎实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工作奠定中国神学解释和信仰实践的中国模式基础。

第二，处理好政教关系是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必然需要。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就是人的精神居所，历史、文化背景会最终决定本民族选择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正是与中国历史和文化处境息息相关的。中国基督教要深刻理解和认识这个背景，处理好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政教关系。50年代提出的“三自爱国”原则，正是中国基督教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基督徒在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里，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看到，完全处理好政教关系，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认同和接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是自身利益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基督教中国化是新时期基督教发展的新机遇

今天基督教新教在全球的发展现状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中国基督教不仅要正视自身面临的问题，也应该看到对国际基督教的影响是机遇大于挑战。政府支持基督教中国化的建设，也是树立和发挥中国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基督教中国化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基督教自身发展新的出路和机遇。这得益于很多重要的有利条件：首先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和开放、包容，这对基督教在新时期发展和构建新的神学体系提供了历史文化养分。第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非常关心和支持基督教健康发展和坚持中国化方向，这在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和社会制度里面是十分罕见的。中国基督教应该紧紧抓住这些重要的机遇，在中国化方面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和突破，在服务社会，努力践行信仰和作光作盐的慈善公益事业里发挥更大的作为，把信教群众的信仰和属灵生活引导到实际的行为见证上。

综上而论，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基督教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华文化处境的必然要求，是置身所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实需要，更是新的时期基督教自身发展的新机遇。

(作者单位：四川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四川神学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