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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第5期——朱元璋反文牍的背后
http://www.hooeng.com/  (2015-01-22 15:34:0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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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反文牍的背后——驳明史专家吴晗的一面之词

吴 迪

      【推荐理由】朱元璋痛恨繁冗公文、反文牍与开启明初繁荣,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要让“文字兴致勃勃”与带领中国人民得解放、站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改进文风、提高文稿起草质量提出求短、求实、求新与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文风好坏与国家兴衰真有正相关、“周期律”,那文风就不仅仅是文风,而是国风、政风、作风的缩影,是国运的征兆了。

      1959年吴哈写过一篇《反对繁文》的杂文,文中说“文牍主义”有“多、长、空”三大病。多:因为写字方便,能当面说的也要写,结果弄得文字便满天飞。长:文由己出,不受约束,越写越长;“再加上一套例行公事套语,起承转合”,免不了繁琐啰唆。空:“有人卖弄才华,多方引譬,或者引经据典,借此说彼,开头要讲些客气话,冠冕一番,绕了圈子,一圈再一圈,甚至再来几圈,才入正题,说出本意,最后归结,还得照样绕圈子。”于是,吴晗仿效主席的文风,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什么社会,什么时代,总得有文牍。但是,一成为主义就坏事了,非反对不可。”
      接下来,吴晗讲了明太祖朱元璋与文牍主义作斗争的故事:“有一个叫茹太素的刑部主事,举人出身,好弄文墨,写了一万七千字陈说对时务的意见,明太祖叫人读给他听,读了6370字,还没有说出具体事实,只是空洞地说朝廷用的人都是迂儒俗吏。明太祖大怒,把他叫来,问:你在刑部,刑部有两百多人,谁是迂儒?谁是俗吏?指的是谁?再三盘问,回答不出。越发生气,把他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再读,一直听到16500字以后,才讲到本题。建议的五件事情,其中有四件是可行的。这五件事情一共才五百多字。他一早起来,就叫人把可行的四件事情办了,还表扬茹太素是忠臣。”(吴晗:《反对繁文》,《人民日报》1959年6月15日)
      《明史•茹太素传》中对此说得更详细:朱皇帝“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辞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
      这种“奏对式”后来以《建言格式》为名收入《明太祖文集》。朱元璋在此文的序中谈了茹太素的事,并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此古人当戒之言。且如为臣之难,茹太素是也。洪武九年,朕见灾异万端,余无措手。于是特布告臣民,许言朕过。……是后,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 
      下面的事,吴哈在文章中说了,不重复。序的最后,朱元璋说了这么几句话——
      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惜哉。因如是,故立上书陈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故为之序。
茹太素用自己的皮肉之苦,换来了一个《建言格式》,使同僚受益,可以说是做了一件大好事。问题是,在没有这个格式之前,建言者没有规矩可循,免不了要像吴哈说的那样绕着圈子说话。如果所建之言,指陈的是皇帝的过失,那圈子就会绕得更大更远。
      吴晗是明史专家,《朱元璋传》的作者。他当然知道朱元璋的为人,了解这一事件的细枝末节和前因后果。但是,他要把朱元璋树立成一个“文牍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就不能不回护朱皇帝,略掉一些对他不利的细节。比如,他强调茹太素“好弄文墨”。却不谈其奏折的内容。他批评茹太素绕圈子,却回避了朱皇帝对朝臣的好扑滥杀。他赞扬朱元璋勇于认错,却不讲茹太素敢于进言。
      当今的学界没有了吴晗的顾忌,补上了他漏掉的历史细节和因果:因为朱元璋布告天下,要求臣民给他提意见,所以茹太素才绕着圈子向他反映了刑部的用人问题:“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明史》第十三册,卷139,中华书局)如一位学者指出的,茹太素“所言之事中恰恰就有对朱皇帝滥杀的指责和被滥杀者的冤屈的申诉……,如果他不站在治世的高度(这是必须的),不使用绕来绕去的方式,直截了当地痛陈,恐怕结局就不是这般了”(李传玺:《茹太素该不该打》,《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1月26日)。茹太素是否像这位学者说的那样自觉和清醒,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在委婉地提醒朱元璋,对正直敢言之士不要动不动就“扑之”“杖之”。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迂儒俗吏充塞朝廷。朱元璋将他“杖于朝”,拿到桌面上的理由是他文章繁冗,说话绕圈子,桌子下面的,恐怕是他“言多忤触”。
      朱元璋定下的《建言格式》维系了130年,到了正德年间,撑不下去了——武宗不理朝政,让内臣起草文书,内臣疏于格式,懒得删削文辞,有的文书竟然“竞曰不能周读一过”。到了嘉靖年间,老祖宗定下的规矩更没人理会,耽于道教的明世宗酷爱“青词”,臣僚们把写“青词”的本领用到了写文书上,其文“各以葩藻见长,其辞日盛一日,以逮数年来……骈骊详缛,殚巧穷工,几夺宋人四六之席”。文书在繁冗之外又加上了藻饰,朱元璋痛恨的繁冗公文,带着这个王朝的陈陈暮气,卷土重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文风是不是跟王朝似的,也有个什么周期律?
      一说起语言的简洁,人们总以为是作者的事——鲁迅不是说过吗?“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原来我也这么想,现在不了。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4年11月6日第E30版。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斌元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