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陈嘉庚在中南海

1940年，陈嘉庚先生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并率团返国到重庆、延安等地视察慰问。陈嘉庚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

陈嘉庚当时对中共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耐心地向他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日思夜想的是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将加速亡国。”毛泽东还说：“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是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组织基础就是国共两党，二者失去了任何一方，统一战线都不能设想。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陈嘉庚听后，表示有所理解。谈话后，毛泽东请陈嘉庚等人吃了晚饭。晚上，朱德、王明一起陪同陈嘉庚等人观看文艺晚会。

陈嘉庚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一到延安，就十分注意观察共产党领袖们的日常生活，他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一天，毛泽东请陈嘉庚吃晚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办公室的摆设也十分简单，一张陈旧的办公桌、几个长短高低不等的木头凳子，墙壁上挂一张作战地图。所有这些，陈嘉庚看在眼里，记在心间。

陈嘉庚来到延安之后，看到了朝气逢勃，看到了生龙活虎，看到了廉洁奉公，看到了人人平等。他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就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与在重庆蒋介石花800银元宴请他相比，陈嘉庚得出了“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的结论，一回新加坡，他就公开发表言论，说共产党“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嘉庚避难印度尼西亚。日本战败投降，陈重返新加坡。1945年11月18日，重庆各界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特送条幅，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大字。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陈嘉庚听说以后，担心蒋介石加害毛泽东，便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毛泽东收看电文，关切担忧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6月15日，陈嘉庚作为海外首席代表，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于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后，毛泽东对他的生活起居、生命安全非常关心。1952年2月26日，毛泽东看到新华社福建分社给总社的一份电报上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他马上在电报上批示：“周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由于对陈嘉庚的安全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性措施，使他得以避免美蒋特务的暗害。

1952年4月，集美解放纪念碑正在兴建，陈嘉庚想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字，于是致书毛泽东。5月16日，毛泽东寄上了亲笔题字。这块纪念碑，作为人民领袖同爱国侨领亲密交往的又一见证，屹立在陈嘉庚先生家乡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