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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张伯苓
http://www.hooeng.com/  (2016-08-15 16:55:05)  来源: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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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张伯苓

张伯苓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校长,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但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蒋介石拉拢张伯苓做副议长。自此七八年间,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他对蒋介石很迷信,视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他认为国民党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终究比北洋政府好些。因此,他常在参政会上说:“要用望远镜看问题,不要用显微镜看问题。”对张伯苓这样一个政治上有些糊涂又有相当声望的人,周恩来并没有把我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强加于他,让他接受,而是循循善诱,启发自觉。周恩来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是从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所作的贡献。1938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来到重庆,张伯苓也居住在重庆。张伯苓居住的重庆南开中学宿舍一一津南村,是社交活动中心;傅作义、柳亚子、范旭东、侯德榜都住在那里。文化界名人郭沫若、曹禺、舒绣文、陶金、钱千里等常去津南村。国民党方面的要人,如当时的重庆市长吴国桢等也常来常往。周恩来为广泛团结爱国人士,把这里当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同张伯苓等人见面,通俗易懂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扬八路军将士的英勇事迹。张伯苓在一旁很愿意倾听。有时周恩来和吴国桢等人激烈辩论,张伯苓对他们说:“我看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周恩来说,“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问题”,启发张伯苓的觉悟。1939年1月初,周恩来应邀到南开中学做报告,张伯苓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借此机会作了《抗日必胜的十大论点》的报告,并巧妙结合南开的“公能”校训作了新的阐发。他说:“在当前,公,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神圣领土;能,就是学习,学好抗日的本领、建国的本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用这样的宣传来引导张伯苓走向正确的抗日救国之路。

二是摆事实,讲道理,和蔼相劝。有一天,周恩来和曹禺到南开中学去见张伯苓,张伯苓留他们吃饭,席间还有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张彭春与周恩来展开了讨论,表现出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周恩来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说:“你说得不对,不符合事实。”然后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服张彭春。张伯苓在一旁认真听着,未置可否,但内心是诚服的。抗战后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尽快投降,于1944年4月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侵入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分地区和贵州部分地区。国民党借此机会大力扩充兵源,为以后实行独裁统治作准备。这年冬天国民党打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旗号,竭力鼓动青年学生从军。针对这个情况,周恩来又到学校对张伯苓和蔼地进行劝导,向他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武装力量的阴谋。张伯苓受到启发,事后他说:“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不是一件好事。”对这次“从军”运动,南开师生进行了抵制。

三是用自身的行动加以影响和感化。张伯苓晚年,曾在蒋介石多次敦请下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用张伯苓自己的话来说,是在为蒋介石“跑龙套”,没多久,就感到后悔。他在南京呆了几个月,便以养病为名避居重庆南开中学。此时蒋介石的政权行将覆亡。蒋介石退守重庆后,两次亲到张伯苓的住所,劝其一同逃往台湾。蒋介石飞往台湾后,蒋经国又奉命前来劝行。张伯苓的心情很矛盾。此时,在北京的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将军很关心他的安危,向周恩来报告了张伯苓仍在重庆的消息。周恩来当即决定要设法传达消息到重庆,不让张伯苓去台湾。不久,周恩来托人给张伯苓捎去一封“无名氏”的信,信上说“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熟悉周恩来中学时代的“飞飞”笔名,知道这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对他的关照和爱护,从而坚定了拒不去台湾、迎接重庆解放的决心,掀开了他晚年历史的新篇章。

1950年5月初,周恩来亲自安排飞机接张伯苓及其夫人,并请在重庆的邓小平给予协助。张伯苓到达北京时,周恩来特派童小鹏和秘书何谦前往机场迎接。傅作义亲自陪张伯苓住到自己的家里。张伯苓刚到,周恩来就匆匆赶去亲切问候。此后,周恩来常去看望他,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热情期待他的自我认识,耐心等待他的自我转变。张伯苓十分感佩,他对亲友说:“我活了七十多岁,与政府高级官员谈话还没有一个人象周恩来那样推心置腹。”张伯苓逐渐地认识了新中国,同时也承认了他过去迷信蒋介石的错误,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

周恩来对张伯苓的进步由衷地高兴,事后他讲:“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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