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1917.1.22- 2011.03.02)，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极大激发了全国所有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作为医务界代表，吴阶平第一次聆听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长达7个小时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为之震撼，思想上大为解放。

后来见到周恩来，他当面提问：“您当时提了三点，社会实践、理论学习和业务实践可以提高知识分子思想，我对前两点都有感受，可业务实践也能提高人的思想，我还没什么体会。”周恩来问他现在业务上都做了些什么?他回答说：“我一直在研究结核病。”周恩来问为什么?答曰：“因为这种病常见，许多人死于这种病。”并详细地解释了如何发现原来把一侧肾结核而另一侧肾积水的病人误诊为双侧肾结核，使很多人失去救治机会，经过研究两者能够区分以后，每年可使数千人的生命得以挽救。周恩来又问：“你们从来都是这样做研究工作吗?”吴阶平说：“不是的。过去相当多的研究是所谓‘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只是印证前人的一些成果。”听到这里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你已经得到了,但没有自觉。”

周恩来从1957年就开始交给吴阶平医疗卫生任务，包括国内党政军领导人和普通工人的诊治，率领医疗队为国外元首治疗，青少年青春期生理卫生教育等。对于越来越多的直接聆听周恩来教导的机会，吴阶平倍加珍惜、如获至宝，只要和总理在一起，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思维高度集中，不容忽视总理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事后还要反复推敲、用心领会。周恩来审查上交的病情报告，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都要审改，并加上他的批注。有一次，当他看到吴阶平在一份病情报告中写到“体温37.8℃”时，周恩来在报告上随笔注上“昨天是38.2℃”，这使吴阶平立刻感到，自己的报告没有写好，没有反映出动态的变化。每次向周恩来汇报，都是一次考试，又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吴阶平深有感触地说，“这是真正结合实际的教育”，“这就是我得天独厚的小灶”。

1969年，一位不足20岁的女工王世芬因抢救国家财产而被大火烧伤，周恩来很关心，并让吴阶平负责此事。

吴阶平详细了解了王世芬受伤的前因后果、治疗全过程和每一个细节，凡能考虑的都考虑到了。但向周恩来汇报时，有些问题还是被问住了。比如，“现在新闻记者去访问她，你们怎么控制?”“她的营养怎么保证?”“天快要热了，她的汗腺烧坏了，出汗怎么办?”“是否已经安装了空调?”等等。吴阶平坦率地承认有些问题考虑不周到，马上到医院研究落实。与此同时，禁不住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周恩来对病人医疗问题考虑得如此周密细致，而且都是在他夜以继日地处理国家大事中进行的。难道这只是工作方法问题吗?绝不是!医者不仅仅是医病，更是医人;医疗是技术，更是人的学问。眼前的王世芬不仅仅是一名烧伤病人，更是一位楷模，一种精神的象征，对她的医治要求医者应该有更高的服务境界，为人民服务的境界。如果说吴阶平的精湛医术源于他一贯注重细节的点滴积累，那么周恩来于细微之处显大节的高超艺术，为他的从医生涯打开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崭新视角。吴阶平曾经说：“我一生最大的幸事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他那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无声地激励着我，使我立志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

1976年1月7日晚11时，弥留之际的周恩来清楚地对吴阶平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在以后的数十年里，每提及此事，吴阶平都深有感触：“周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是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总理谆谆教诲的往事时时闪现在他的记忆中。

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近20年，他非常爱戴和敬仰周恩来，周恩来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渗透在吴阶平的人品和行为之中。在吴阶平的书房里始终悬挂着周恩来的照片，书柜上陈设着周恩来赠送的石英钟。吴阶平曾语重心长地谈到：“我的感受是‘行路难，做人亦难’，但并无‘身心负荷超重’之感。实事求是讲，绝不说空话;既然以身许党，以身许国，岂能允许超负重思想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