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二届十二次常委会“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作为一个专题来加以研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一方面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委员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我认为加强对国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很重要，也很必要。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不应仅仅融入于“国民教育”教育的全过程，而应融入于“所有教育”(含“国民教育”和“非国民教育”)的全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有机整体 要全面、系统、完整、准确把握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的全过程”时，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实施“核心价值观”教育时，要注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由12个核心要素构成的价值观体系，这个体系内各核心要素之间是相互关联、互为支撑的一个有机整体，既不可或缺，也不可遗漏、更不可偏废。只有全面、系统、完整、准确的把握这个价值观体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二是在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要注意对“教育”结构和内涵的把握。因为“教育”是由“国民教育”和“非国民教育”两大体系构成的。如果仅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学历教育)的全过程，而忽视将其融入“非国民教育”(含“职后教育”[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如老年大学等]和“教育培训”等)的全过程，放弃对成人教育的要求，放弃对成人(特别是对党员干部和公众人物)“知行不一”的教育和惩罚，那么，就会顾此失彼，甚至于得不偿失(所谓“知行不一”是指道理都懂得，就是行为不给力，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吸烟有害健康的道理人人都懂，但不少的知识分子、领导、医生却都在身体力行)。
“书本是死教材 教师是小教材 家长是活教材 社会公民是大教材”
另外，从“国民教育”来看，要培养出真正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班人，除了“学校教育”以外，还需要“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努力。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对于广大学生来说，书本是一部死教材，教师是一部小教材，家长是一部活教材，社会公民(含成人、同事、长辈、领导)更是一部系统的大教材。
就“学校教育”而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不仅仅要体现在设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进书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而且要体现在进入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学校，老师、教职工、校长都是一部部有血有肉的活教材，他们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到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知与认可。如果学校的教职员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不能做到“知行合一”，那么，理论教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目前，一些地方个别学校存在的诸如教职工收受学生(或家长)的礼品、参加学生的谢师宴、个别老师甚至参与生源买卖、参与亵渎学生等现象，就是值得关注与警醒的大问题。
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教育、课堂教育所灌输的价值观知识很重要，但它们多是抽象的、飘逸的，它们是否能够成为学生自觉遵守和维护的价值取向，除了教职员工的“行为示范”以外，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和所作所为也起着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在我国，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无论是遵守交规、还是随地吐痰;无论是依秩排队，还是高声喧哗;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学生大多比其家长和社会成员做得要好。
就“家庭教育”而言，教育孩子是家长和亲友的天职，在培养教育孩子方面，我们的家长(亲友)除了应尽到自己的家教责任(也就是与孩子一块做作业、助思考、行指导)外，还应该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在孩子面前说话算数，做诚信的表率;家庭成员之间和善友爱，做和谐的榜样;过马路时守规矩，做文明的模范;而不是当作孩子的面，去做哪些耍小聪明，占小便宜的事情;甚至想方设法、出钱找枪手来为自己的孩子“替考”……。家庭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开花、结果。
就“社会教育”而言，“社会行为”更是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在学生和青少年的心中建立起来的一面镜子。社会上发生的人和事，常常是学生和青少年们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重要、是否管用的尺度。当领导的批示比法律法规更管用的时候，“法治”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当关系户的孩子走进好学校读书的时候，“公正”就会变得无地自容;当基层政府把“承诺”当成“儿戏”的时候，“诚信”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试观国外的做法，在美国，自由、民主、文明、敬业是融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化解在每个公民行为上，是落实到具体的工作里;在日本，“爱国”是一系列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例如，一流的产品供日本用，二流的产品供美国用，三流的产品供其他国家用;再如，日本海关通道口设置：让日本人感到回国的感觉真好——日本人回国进海关走宽通道，外国人进海关则走较窄的通道。
既应包括正面典型 也应包括反面教材 加强对“知行不一”者的教育和惩罚
为此，我们呼吁：我国在对国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时，既应包括“国民教育”(其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也应包括“非国民教育”(其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成人);既应包括“职前教育”(就业之前的所有人员)，也应包括“职后教育”(就业之后、退休之后的所有人员);既应包括企业员工、事业员工，也应包括“公务人员”;教育内容既应包括“理论知识”，也应包括“活的事实”;既应包括“正面典型”，也应包括“反面教材”(美国的做法：中国留学生李必远，因为雇佣枪手替考，被判处5年缓刑察看，并立即驱逐出境——体现了“依法治国”和“惩戒警示”)。
总之，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于教育的全过程”，而不是局限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并加强对“知行不一”者的教育和惩罚，要在严惩上出实招、下功夫、加力度，使人们不敢为、不愿为，进而促进“知行合一”。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望成为所有国民主动秉持的行为准则。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四川省副主委、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